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中国、西班牙等国人民就已经开始进行着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了。正是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坚持斗争，使得法西斯集团的侵略扩张势力遭到了打击，也给这场帝国主义争霸的战争带上了局部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出于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民主力量的罪恶目的，英、法、美资产阶级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甚至还主动出卖受压迫民族的利益，纵容或支持法西斯集团的侵略活动。在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最艰难时刻，当他们同法西斯势力展开殊死斗争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和一个国际组织，真正站在了被压迫民族人民一边，用实际行动大力支援了他们的正义斗争，这就是苏联和以苏联共产党为核心的共产国际。同英、法、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在自身安全同样面临严重威胁、经济建设任务极为繁重的条件下，依然承担起了反法西斯斗争中最艰巨的任务。
中国是三十年代最早被法西斯势力侵略的国家，也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主要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国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法西斯日本就开始侵略中国，妄图逐步实现独霸中国、占据东亚的狼子野心。当时的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列强入侵，根本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活动；代表中国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军阀头子蒋介石一心想着扩大个人地盘，一边同其他军阀勾心斗角，一边千方百计镇压共产党，面对日寇侵略处处让步、处处妥协、处处投降，一次又一次出卖民族利益，中华民族到了灭亡的边缘。
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修正主义叛徒们为了贬低苏联抬高美帝，将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一笔勾销，反而颠倒黑白地把处心积虑欲将中国殖民地化的美帝国主义说成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抗战中最坚强的盟友”“解放中国人民的救星”，可谓是无耻至极。以至于时至今日，凡提起中国在抗战中接受的国际援助，人们就想到美国、驼峰航线、飞虎队，好像是在美国的援助下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实际上，这点零星的美国援助根本不值一提，更别谈美国一开始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在我国东北柳条湖一带铁路进行破坏活动，反诬中国军队制造事端，并以此为由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为了保全自身实力，不认真组织抗战，命令三十万东北军一枪不开拱手送出东三省，反倒向他的美、英主子摇尾乞怜，希望他们能为了保住在华特权和蒋介石这个买办政府，制止日本的侵略活动。
而被冠之以“民主世界的灯塔”、“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中国抗战最坚强的盟友”诸多称号的美利坚合众国，早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前一天，就派出国务卿史汀生同日本驻美大使达成秘密谅解备忘录：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限于锦州以北地区的条件下，美国“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则答应日美在华利益关系问题“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盟友，它不过是将中国作为一块东亚最大最有价值的殖民地罢了。美国对于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固然十分不满，但为了将法西斯日本的祸水引至苏联，再加之其在华势力范围主要位于长江流域，还是选择了对日本做出让步。但是，慑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强大，也由于独占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日本最终没有搭理美国的警告，在占领东北大部后继续向南侵略，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占领了锦州。事后，史汀生代表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宣布“不承认”由于日本的这次侵略行动造成的局势变化以及因此签订的任何中日之间的条约，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不过美国政府此举意在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自己在华特权的侵害，而非制止日本的侵华活动。美国政府生怕国际社会对此前的照会做出“过度解读”，以为美国要为了保护中国主权而制裁日本，于是又急忙在照会发出的第二天反复申明美国对于日本的侵略活动“不拟过问”、“无意干涉”。
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光是进行一些口头抗议，而英国干脆连这种口头上的抗议都没有。英国不仅同美国一样，希望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继续发展为侵略苏联的反苏战争，并且还希望日美之间的冲突激化双方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好坐收渔利。蒋介石则在求助于美国主子无望时，又把目光放到英、法所控制的国联之上，希望国际帝国主义的调停能制止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一九三二年一月，在英、法的操纵下，国联派出了一个由英国人李顿领头的所谓“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实地考察”“中日冲突情况”，到同年十月，才终于搞出一个“报告书”。但是，国联的调查团并不是来维护中国主权、制止日本侵略的，而是来进行反共反苏活动并妄图瓜分中国主权的！报告书秉持虚伪的“客观”、“公正”立场，一方面“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地位；另一方面，报告书又称日军的侵略完全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引起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外部传来的共产主义威胁”，从而为日本侵略东北辩护。最后，英帝国主义抱着“你占领不如我占领”的强盗逻辑，竟操纵国联提出了极其野蛮荒谬的解决提案：日军撤出东北，东北划为“国际共管”区域，由英、美、日三国联合组成宪兵部队驻扎，继续在此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保证日本在此地的特殊利益。在国联大会上讨论此事时，英国代表更是宣布不能将日本视为侵略者，替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为辩护，声称日本国土狭小，需要生存空间，因此应当承认在“满洲”既成的“现实情况”，即默认日本野蛮占领中国东北的行为。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因日、英、美几个帝国主义强盗谈判勾结不成，国联才最后做出决议，又宣布日本占领“满洲”为非法，“建议”日本撤军，但对日本不予制裁。即使是这样无关痛痒的抗议，日本法西斯政府也不能接受，为此直接退出了国联。
这场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纷争，将英、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中国盟友”的虚伪假面撕得粉碎，暴露出了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利益而任意宰割、出卖被压迫民族和落后国家的丑恶面目。十几年前，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九国公约》，确立了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原则——“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利益均沾”。正是这些殖民强盗们，在《九国公约》的第一条第一款写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同样也是这些殖民强盗，今天又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出卖了“中国之主权与独立”，破坏了“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内有国贼、买办、军阀蒋介石出卖民族，外有美国、英国、日本诸列强宰割中国，东北的主权终于就这样白白地丧失了。此后，英、美对日本的侵华活动一直姑息纵容，使得日本法西斯肆无忌惮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三五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中立法案》，对埃塞俄比亚、西班牙、中国等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实行禁运，野蛮镇压人民革命，但另一方面却对日本、意大利、纳粹德国毫不设限。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国国务卿赫尔竟宣布：美国将对日本继续保持“友好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过程中，美国仍在大量出口钢铁、石油、军火等战略物资，事实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今天，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家伙，把美国描绘为中国人民的“主要盟友”，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错误，更是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和牺牲的公然歪曲，对帝国主义强盗真面目的无耻粉饰！
事实证明，英、美帝国主义所谓的“维护世界和平”和“尊重中国主权”，不过是服务于殖民分赃的谎言；在中国问题上，它们从未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而始终站在侵略者一边。
同美、英帝国主义不同，苏联是一向同情中国革命和一贯支持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的，苏联是真正支持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唯一大国。
早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就宣布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准备将沙俄从中国抢来的外东北地区归还中国。但中国北洋政府忘恩负义，充当它的帝国主义主子的一条忠犬，尾随在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后面，参加了可耻的国际帝国主义反对苏俄革命的十四国干涉战争。当一九二四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民党参加的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以后，苏联又予以高度重视，并全力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但是，蒋介石、汪精卫这些革命的叛徒、野心家、大地主大买办的代理人、帝国主义的狗腿子，联合起来出卖了国民大革命，充当起了帝国主义的傀儡，反过来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苏联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中国的革命人民一边，谴责国民党背叛革命的行径。于是，蒋介石匪帮所控制的所谓“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宣布与苏联断交，将中国人民最亲热的朋友拒之门外，继而认贼作父，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第一时间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发出声明反对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抗战，声明称：“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之帮助”。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国联调查团出卖中国利益的行为，同时施压南京政府承认苏联的合法国际地位并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恢复了同苏联的正常外交关系。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的方针，支援中国等被压迫国家的解放斗争。
一九三七年四月，在战争爆发以前，苏联共产党就察觉到了日本的野心和中国面临的危机，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向中国南京政府提出进行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交涉，加深中苏两国外交关系，并主动提出愿意提供五千万至一亿美元的友谊贷款给中国政府，以资助中国政府应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并且，苏联还希望中国政府尽快召集太平洋会议，将受到日本法西斯威胁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制止它的侵略活动。但是，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始终保持投靠美、英、反苏反共的政策，竟拒绝了苏联无私的帮助，更不敢召集会议制裁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苏联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主张对日本进行制裁。后来，苏联还参加了九国公约缔约国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阻止了日本在此次会议上妄图使侵华战争合理化的阴谋。从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苏联的新闻报刊界就一直发布文章消息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谴责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为。苏联方面派出苏共中央机关报——《消息报》的代表、著名编剧、导演、战地记者罗曼·卡尔曼来华摄制中国军队抗击日寇的影片，他经常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在抗日舆论战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苏联，中国军队抗击日寇侵略的影片、照片、漫画、新闻等受到极大欢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各大城市四处展览，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战抱着深刻同情，时刻关注着中国人民正义的斗争。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苏联不仅在精神上支援中国，还在物资、技术、军事各方面给予了莫大的支持，送出了大量军火、物资、贷款，其中包括最先进的飞机和坦克，并且直接派出了最优秀的空军将士组成援华空军志愿队直接参加了对日作战。就在美、英帝国主义采取绥靖政策，美帝国主义甚至还在给日寇输送各种战略物资的时候，只有苏联军民顶逆风、战恶浪，旗帜鲜明地站到了中国人民这一边。苏联在美、英作壁上观的时候，第一时间和中国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这些都是显而易见对中国单方面有利的条约。面对世界强国签订平等条约，这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事实证明，在世界上的所有大国中，只有苏联在道义上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也只有苏联用实际行动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在当时欧洲法西斯势力的威胁日益猖獗，苏联自身的国防安全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苏联仍然抽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中国，而这一切都是不求回报的无私的援助。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马上就提供了五千万美元的贷款给中国，后来又陆续提供多笔，总数高达三亿美元以上。即使把英、美作为援助者算在内（如果他们算的话），苏联依然是所有援助者中提供最多援助的。这时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量，至少超过美、英两国贷款总和的两三倍，并且给予的条件是最优惠的。苏联援华的大额贷款，只收取3%的利息，并且考虑到中国经济困难的情况，允许全部使用实物折价抵偿。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武器，都是最先进的，而且还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20%的价格给中国。此后不久，来自苏联的大量枪械、大炮、飞机、坦克从艰险的新疆、甘肃一带的西北古道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据统计，在抗战爆发后，苏联就援助中国先进飞机五百余架之多。截至一九四一年中苏关系再度破裂为止，苏联已经通过实物交易方式援助给中国一千两百多架飞机。仅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的抗战头一年，苏联就送来了一百多辆新型坦克。这些先进装备，对于军事工业极端落后且政府十分无能腐败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在当时的抗日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连国民党政府都不得不承认对日空战中使用的飞机均为苏联制造。苏联援华的性质，同英、美那种“算盘援助”完全不同。英、美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所谓“援助”全是一本万利的投机生意：要么趁机倾销大量库存里的废品垃圾，要么把所谓援助当作将来勒索特权的筹码，要么干脆把钢铁、石油、军需卖给侵略者赚钱；而苏联的援助，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在自己同样面对法西斯包围、同样肩负沉重国防建设任务的情况下，苏联人民献出的宝贵的劳动血汗。
在抗战中，苏联组成了一支援华军事顾问团，大批苏联军官、工程师、专家、技术工人千里迢迢赶来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的陆军、空军和军事工业与基础设施。这支援助部队帮助中国在新疆、四川等地建设了大量军事工厂，训练了大批中国军队，尤其是当时最先进的空军部队。仅在汉口一地帮助中国政府训练飞行员的苏联机师就有两百多名。这些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中国领取水平不高的工资维持生活，没有任何特权和特别优待。与之后受到蒋介石政府百般礼遇优待和享受各种特权的美国雇佣兵——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形成了鲜明对比（“飞虎队”长官陈纳德在中国政府领取的酬劳仅月工资一项就高达一千美元）。在援华期间，苏联共派出了三千六百多名飞行员和地勤工作人员，总共组成了包括两个战斗机大队、两个轰炸机大队和一个战略轰炸机大队的五个飞行大队。这是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规模根本无法相比的，整个所谓“飞虎队”加起来也不过区区八十二人。
最重要的是，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同美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派出的“志愿军”完全不同，它真正起到了支持中国抗战的作用。法国、美国和国际航空志愿队规模都很小，而且实际上都是签合同收钱的雇佣兵，他们在战场上消极避战，根本不起什么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飞虎队”主要驻扎地在昆明，根本就远离抗日主战场，只不过是服务于保障美、英帝国主义的东南亚殖民地以及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安全，对日寇毫无威胁。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不仅规模大、飞机先进，而且直接负责对日前线作战和教导培训中国飞行员的职责，苏联空军战士们是抱着帮助中国的阶级兄弟们的国际主义友谊来华助战的。苏联空军战士不要高工资和津贴，甚至直接拒绝了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开出的击落每架日机五百美元的奖金，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志愿军不是雇佣军，他们的职责是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反法西斯斗争。苏联空军来到中国助战，首先就到了当时中日两国激烈交锋的第一线——武汉，直接联合中国空军发动了正面战场的多次大规模空战，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因为腐败无能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溃败太快，日寇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已经进逼武汉，于是苏联空军在武汉周边地区同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多次参加保卫武汉周边地区的战斗，还组织了对日寇空军基地的多次远距离空袭和阻击敌人轰炸机的作战，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破坏和极大心理压力。
苏联援华空军英雄们在抗日的空中战场建立了惊人的功劳。中苏空军在南昌空战中联合作战，击落日机多架，击毙了号称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潮田良平，在后续战斗中又击毙了另一个“四大天王”南乡茂章，再加上之前已经被中国空军击毙和俘虏的另两人，日本空军“四大天王”全都折戟于中国战场。保卫武汉的马当战役中，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多次击退日本空军，并炸毁炸伤敌舰数十艘，阻止了日本海空军的进攻。但由于国民党陆军高级将领指挥无能、贪生怕死、畏敌不前、临阵脱逃，使中苏空军战果付诸东流。马当守备区指挥官李韫珩接到敌情后不以为意，假抗日、真反共，在战况危机的关头竟抽调两个团的军官到地方办“保甲训练班”。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畏敌怕死，拒绝率部担任沿江警戒任务致使日寇轻易渡江。腐朽的国民党陆军不堪一击，日军最终轻易攻下了马当要塞。在兰州空战中，日军派遣大批轰炸机群远途奔袭兰州，中国飞行员驾驶着苏联制造的伊-15和伊-16飞机同苏联空军志愿队紧急升空迎击日寇，在两天空战中击毙日军飞行员63名，击落敌机十五架，再次取得大捷。中苏空军不仅在防守反击战中多次杀伤日军，还组织了多次给予日寇极大打击的空袭，如著名的松山空袭和汉口空袭，使中苏空军威名远扬。汉口空袭是中国抗日战争对日空中作战最成功的一次，战果辉煌。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再次组成联合航空队，两次突袭武汉，对日军造成极大打击。仅10月3日的第一次空袭中，联合航空队的十二架苏联轰炸机SB-2就炸毁日机一百六十余架，是二战中单次空袭击毁飞机第二多的战斗，仅次于珍珠港事件。同时，大量日本高级军官被当场炸死，原负责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海军少将冢原二四三被炸断左手，使其无法按原计划参加中途岛战役，改由南云忠一负责指挥，为日后日军中途岛大败埋下伏笔。
苏联援华空军官兵们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战斗技巧、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始终战斗在空战的第一线，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在来华参战的两千名飞行员中，有五百余人伤亡，其中二百三十六人永远长眠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美国不惟不援助中国，还担心日寇在中国战场的失败使其不敢放手进攻苏联，于是继续供给日本当时紧缺的大量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意在唆使日寇从远东进攻苏联。面对苏联无私的友谊和帮助，可耻、卑鄙、下贱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竟忘恩负义，继续贯彻它反共反苏的反动政策。丧尽天良的国民党竟然无耻到了这种地步：它一面接收和利用苏联的物资和空军；一面歪曲事实、诋毁苏联，甚至鼓动日寇进攻苏联。它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说成“纯粹消极性质”，将其污蔑为“与各国缔结的别无二致”，将其降低到了不平等条约的水平。更疯狂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派出特务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纵火焚烧了苏联驻华大使馆，还千方百计暗杀苏联空军人员，使无数苏联空军战士白白丧命。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反苏政策达到了最高潮，它配合着美国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和日寇诱降国民党反共反苏的政策，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并且强迫援华军事顾问团和空军全部返回苏联，再次使中苏关系降低到了冰点。
蒋介石政权之所以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依然顽固地执行反苏、反共政策，并不是偶然的政策摇摆，也不是所谓“外交失误”，而是由它所代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从来就不是一个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民族政府”，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的卖国政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它存在的根本目的，不是保卫民族独立，而是维护大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卖国利益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
蒋介石集团对苏联的仇恨，绝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源于最深刻的阶级仇恨。苏联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蒋介石统治基础的根本否定。社会主义苏联不仅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且公开宣布同一切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功，向中国的工人、农民证明了一条铁的真理：“得救的希望并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劳动王国是可以靠劳动者自身的努力来建立的；劳动王国是应该建立在地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天上的。”2正是这种模范力量，使蒋介石夜不能寐、坐立不安。
因此，在蒋介石眼中，日本法西斯固然是侵略者，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才是“心腹大患”。他可以暂时利用苏联的飞机和武器去抵挡日寇，却绝不允许苏联的思想、路线和革命经验在中国扎根；他可以口头上讲“抗战到底”，却始终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人民武装；他可以一边接受苏联援助，一边纵容特务迫害共产党员、破坏统一战线、制造反苏舆论。这种两面派行为，正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民族危机中的必然表现。蒋介石政权所代表的，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他的美、英帝国主义主子。蒋介石之所以甘心充当买办走狗，正是因为他的阶级利益同帝国主义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美、英帝国主义需要一个能够镇压中国革命、维护殖民秩序、为其在远东利益服务的代理人，而蒋介石正是最合适的人选。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也完全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它从未像自己宣言的那样“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和解放”，而只是把中国当作一块可以利用、可以牺牲、可以讨价还价的殖民地。美帝一方面纵容日本侵华、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另一方面又利用“援助中国”的幌子，在政治上控制蒋介石政权，在经济上渗透中国市场，在军事上为日后接管中国西南和东南亚铺路。所谓“援华”，不过是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策略；所谓“同情中国”，不过是反苏战略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阶级对立中，苏联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而苏联同中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却日益紧密。因为苏联所支持的，从来就不是蒋介石政府那一小撮反动官僚，而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一切被压迫群众。苏联援助中国抗战，实质上是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关系”，而是阶级兄弟之间的战斗联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命运紧密相连；而苏联共产党，则是世界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先锋队。两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共同的阶级立场、共同的斗争目标和共同的牺牲精神之上的。正是这种阶级一致性，使苏联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依然选择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也正是这种阶级一致性，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
事实一再证明，在抗日战争中，真正坚持抗战到底的，从来不是蒋介石的买办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组织人民武装，使抗战从少数军队的被动抵抗，变成亿万人民的全面战争；正是中国共产党，把民族解放斗争同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使抗战拥有了最广泛、最深厚、最持久的群众基础。
同样，真正支持中国抗战的，也只有社会主义苏联。苏联的援助不是交易，不是施舍，不是投机，而是用自己的工业产品、技术力量和革命战士的鲜血，去支持一个正在为解放而斗争的兄弟民族。苏联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出于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
蒋介石政权反苏、反共，是背叛民族利益的必然结果；美帝国主义“援华而不抗日”，是帝国主义本性的必然表现；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苏联全力支援，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谁是真正的抗战力量，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历史已经给出了无可辩驳的答案。
- 斯大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