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收复故土、人民喜迎解放
一心妄图祸水东引的英、法帝国主义，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它们纵容法西斯扩军备战，出卖一个又一个小国的主权，希望纳粹德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东方；然而，帝国主义之间瓜分世界的根本矛盾，是任何绥靖和交易都无法消除的。被养大的猛虎，终究不会甘心只替他人看家护院。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德军出动大量装甲部队、机械化部队和空军力量，采取所谓“闪电战”战术，迅速突破波兰边境防线，向华沙方向推进。德军依靠高度集中的火力与机动作战，在短时间内切断波兰军队的联系，使波兰政府和军队指挥机关陷入混乱。世界大战的战火，由此燃起。
面对德国的突然进攻，英、法政府已无退路。为了维护自身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和帝国主义集团的整体利益，英国和法国分别于九月三日对德国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帝国主义世界迅速分裂为两个公开对立的阵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核心的“轴心国”集团，与以英国、法国为首的老牌殖民帝国主义集团相互对峙。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冲突，进入了武装斗争的阶段。
从根本上说，德意日集团的形成，并不仅仅因为它们都实行最反动的法西斯专政，更在于它们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分赃格局深感不满。德国在凡尔赛体系下被剥夺殖民地与军备权；意大利在战后分赃中未能获得其所幻想的“应得份额”；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的海军比例和远东利益也受到限制。所谓“民族复兴”“生存空间”，不过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口号。英、法集团则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它们要保住原有的殖民体系和世界市场。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源在于帝国主义之间围绕世界霸权和瓜分殖民地而引起的矛盾。因此，在大战爆发的最初阶段，从交战双方的社会性质来看，这场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往往只强调法西斯集团的反动性，却无耻地美化英、法帝国主义是“民主世界的保卫者”，好像它们真心维护世界和平似的。实际上，英、法参战的根本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殖民体系和在世界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它们并不反对侵略活动本身，而是反对竞争对手同自己争夺世界霸权。
但是，英、法并没有因为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爆发而放弃那套早已破产了的绥靖政策。这是因为，作为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维持了庞大的殖民体系和金融霸权的地位，但其国内工农业生产每况愈下，资本主义经济活力不再。英、法长期依靠庞大的殖民体系掠夺超额剩余价值、维持垄断地位、榨取垄断利润，所积累的大量固定资本，集中在传统工业部门和旧有生产设备之中，垄断资本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不愿承担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并且，大量的资本输出加剧了国内工农业发展的停滞现象，经济增长十分缓慢。与之相对，德国、日本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军事工业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在美、英资本的扶持下，较为迅速地完成了生产技术更新和工业集中，军工体系更加现代化。英、法在工农业生产力和军事实力上，实际已逐渐落后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垄断资产阶级既要维持庞大的殖民体系，又不愿承担全面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倾向于通过不断地外交妥协和政治让步，延缓冲突，转移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英、法垄断资产阶级把反共反苏视为头等大事，甚至超过对纳粹德国的警惕。在它们眼中，法西斯国家固然野蛮，却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而苏联则代表着对私有制的根本否定。自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英、法统治集团寄希望于法西斯德国、意大利、日本同苏联发生战争，使双方在血战中两败俱伤，从而既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又削弱新兴帝国主义对手，自己则坐收渔利。这种“祸水东引”的战略幻想，贯穿于绥靖政策的始终。
因此，在西线出现了所谓的“奇怪的战争”。英、法虽然对德宣战，却按兵不动。当德军主力在东方碾压波兰之时，法国强大的陆军依托马奇诺防线，却没有发起实质性进攻；英国远征军登陆欧洲，却没有真正牵制德军主力。英、法统治集团依然幻想战争可以按照它们的算计发展，希望德国在吞并波兰之后继续东进，与苏联发生冲突。这种消极作战的政策，本质上仍是绥靖幻想的延续，是对波兰人民的赤裸裸出卖。继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波兰成为又一个被老牌帝国主义牺牲的国家。
波兰反动政府的阶级本性，是其迅速溃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其实，相对于德国，波兰并不是一个小国弱国。当时波兰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兵力居于欧洲第五位，完全足以在一段时间内抵挡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但是，由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掌权的波兰统治集团，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长期敌视苏联，拒绝集体安全合作，甚至在大战爆发前拒绝红军通过其领土对抗纳粹德国。它把国家安全寄托于英、法的空洞的保证，却反对人民抗战和苏联红军的支援。国内人民要起来组织抗战，波兰政府不仅不支持，还坚决压制，而千方百计向英、法求援。这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迷信，使波兰政府在纳粹德国大军压境之时仍然不认真进行战争准备。战争爆发的次日，波兰的大部分空军就被纳粹德国的空军消灭在了机场里。一个星期之内，波兰的陆军还没有动员和集结起来，德军就已经占领了波兰的各大战略据点和交通要道，击溃了毫无组织的波兰军队。在德军闪电战的打击下，波兰军队迅速溃败。不到一个月，波兰政府流亡海外，国家政权彻底瓦解。一个号称拥有强大陆军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迅速崩溃。不是由于纳粹德国的武装力量过于强大，而是白色波兰政权过于腐朽无能，才导致了这种荒唐的局面。
毛主席曾经指出这件事情的本质，“在波兰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它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它又是一个大波兰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波兰民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即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等一千余万人口的非波兰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波兰反动政府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在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同情应该寄在波兰人民方面。”1
波兰的灭亡和英、法的不作为，彻底暴露了英、法绥靖政策的反动实质。它们既未保住波兰，也未能把战争引向苏联，反而让自己陷入全面的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集团日益猖狂的侵略扩张和日益加强的军事实力，使英、法垄断资产阶级开始重新计算利益的天平上的砝码。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的主战派开始抬头，绥靖派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但是，对于英、法而言，一个小小的波兰的灭亡，并不能让他们尝到什么教训。帝国主义者，向来是顽固而死硬地坚持他们那套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政策，直到灭亡为止。于是，英、法继续沿着破产了的绥靖路线，继续绥靖下去，继续出卖其他国家的民族利益。
与此同时，面对日益疯狂的法西斯集团的侵略扩张和战争威胁，苏联并不打算坐视不理，而是积极采取行动，遏制法西斯势力的扩张。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波兰法西斯政府垮台，流亡海外。波兰政府的迅速崩溃和纳粹德国的向东扩张，使苏联的国家安全遭受了严重威胁——无论如何，苏联将和纳粹德国接壤，直接面临法西斯武装的压力。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是放任纳粹德国继续向东扩张，吞并整个波兰，使法西斯侵略者的枪口和大炮直接架在现有的苏联国境线上；还是立刻收复过去被白色波兰霸占的失地，制止纳粹德国的东进，粉碎英、法的继续绥靖政策。理所当然的，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党和国家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事不宜迟，就在白色波兰政府覆灭的当天，苏联红军越过国境线，解放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把这两个地区的人民置于苏联的保护之下。在法西斯国家四处侵略和英、法、美帝国主义大搞绥靖政策的历史逆流之中，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解放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伸张正义的大事——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得以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实现了民族统一。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解放了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就成立了自己的人民会议选举筹备委员会。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享有了普遍的民主权利，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委托他们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在当地90%以上的选民支持下成立了，并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人民会议即通过了关于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对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政策的决议。除此以外，人民会议还通过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入苏联以及两地分别同乌克兰苏维埃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合并的决议。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非常第五次会议，西乌克兰苏维埃和西白俄罗斯苏维埃也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入苏联以及恢复同乌克兰苏维埃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统一的决议。自从一九二零年以来，这两个地区就被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波兰从苏维埃俄国那里夺走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工农大众，一直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他们多么渴望从地主资产阶级的手里解放出来，和苏联的同族弟兄们重新归于统一。自从苏军进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两个地区宣布建立人民政权并恢复和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统一之后，两地的工农劳动者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始终把苏联和苏联红军当作解放自己的救星。
但是，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叫嚷什么“这是苏联的侵略行为”“大国沙文主义的野蛮行径”，甚至无耻地说这是“瓜分东波兰”，是苏联同德国达成邪恶同盟的目的。许多愚昧糊涂的小资产阶级也跟在他们的后面，给苏联大泼脏水，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抹黑社会主义苏联，抹黑伟大领袖斯大林。其实，连这些御用文人的祖宗——各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苏联进军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一行动的正当性。例如，丘吉尔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的广播演讲中声称，苏军进军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对于保护俄罗斯的安全，以防德国的威胁，是完全必要的”。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上议院演讲时声称：“苏联政府的行动整个说来就是把国界移向了寇松勋爵过去向凡尔赛会议建议的那条界线”。所谓的“东波兰”，根本就是当代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捏造的荒唐无稽的笑话，这片土地压根就不属于波兰，而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只是白色波兰政府参加了十四国干涉战争，才把它从苏维埃俄国那里掠夺走了。或许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认为全世界人民都是没有基本的历史常识的白痴和群氓，才会编出如此低级的谎言。但无论如何，他们抹黑苏联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
毛主席对于苏联收复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正义行为，是立场鲜明地支持的，他说：“在苏联方面，则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下面的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呢，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呢？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选择了第二条路。在那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居住的一大块土地，还是在一九一八年订立布列斯特条约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从幼年的苏联手里强迫地割去，而后来又被凡尔赛条约强迫地放到波兰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面。苏联现在不过是把过去失掉的土地收回来，把被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解放出来，并使免受德国的压迫。这几天的电讯，指明这些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把红军看做他们的救星；而在德军占领的西部波兰地方，法军占领的西部德国地方，则丝毫也没有这种消息。这就是表明，苏联的战争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英、法的战争，则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压迫他国民族、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2
收复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之后，苏联并没有停下反法西斯斗争的脚步。社会主义苏联的军民深知，在世界就要全面燃起战火的时候，边境的每一寸土地都关系着千万工农的生命与未来。为了保护东欧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堵住法西斯东进的通道，为了不给英法帝国主义留下任何把战火引向苏联的缺口，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完全正义、完全必要的外交和军事措施。苏联因此收复了大量过去苏俄的失地，打击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西斯势力的嚣张气焰，解放了大批东欧人民。苏联的这些努力，使苏联疆界向西移动了两百至三百公里，建立起了一条反法西斯的钢铁战线，加强了对于法西斯分子的威慑力，加强了苏联的国防力量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阻止了世界大战的扩大化。事实证明，这些努力对于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击败纳粹德国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到十月，为了防止纳粹德国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动侵略战争，苏联政府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签订了互助条约。苏联承担起了在这些国家遇到侵略时实行军事援助的义务，并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建立了军事基地。这一举措，像一道横亘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铜墙铁壁，粉碎了纳粹德国向波罗的海方向扩张的妄想，保护了波罗的海三国人民的安全。并且，苏联本着支援小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把过去被白色波兰政权掠夺的维尔纽斯城和维尔纽斯省归还给了立陶宛。然而，苏联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不能感化那些盘踞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地主资产阶级，这些豺狼强盗们不仅不感激苏联伸出援手，还变本加厉地实行反共反苏的政策。
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一样，波罗的海地区原本是苏维埃俄国的领土。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这里曾经建立了三国人民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苏维埃俄国在帝国主义的干涉战争和白匪军叛乱中的失利，波罗的海三国的资产阶级趁机兴风作浪，同白匪军和干涉军结成同盟，向苏俄进攻。一九一九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苏维埃政府被推翻了，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不久之后，三国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镇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先后建立了更加反动的法西斯政权。一九二六年，立陶宛建立了公开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建立了法西斯政权。资产阶级的复辟和法西斯政权的建立，给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带来了日益深重的苦难。一九三九年，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报》曾经这样介绍人民群众在法西斯专政下的生活境况：“拉脱维亚劳动者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社会思想根本得不到反映。全部合法的报刊、文学和艺术，完全处在内务部长和社会事务部长的控制之下。这种毫无政治权利的社会，甚至在沙皇制度下的最黑暗的反动时期都不曾有过。”3
但是，法西斯专政是不能长久的，它只能靠暴力维持统治，却无法赢得人民真正的支持。法西斯独裁政治不仅没有能够消灭工人农民的反抗运动，压迫越重，反抗越烈。仅在一九三九年一年内，拉脱维亚就发生了三百一十六次罢工，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罢工次数也不断增加。工农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人民反对压迫、剥削、贫困和法西斯制度的斗争不断高涨。工厂车间里，工人悄悄传阅传单；港口码头上，水手低声讨论罢工计划；农村的贫苦农民在夜色中秘密集会。法西斯警察的棍棒和监狱并不能消灭阶级矛盾，只会加速阶级斗争的决战到来。面对这种形势，波罗的海三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除了加强对内镇压的法西斯手段以外，还在对外政策方面完全实行卖国给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把维护国内资本主义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支持上。随着大战的爆发和纳粹德国侵略的扩大，三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把镇压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法西斯集团上。
三国的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感到无比愤怒，给法西斯政府不断施加压力，才迫使他们和苏联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可是，三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打算履行这些条约的义务，而是出卖民族利益，继续实行卖国政策给法西斯集团，以换取纳粹德国出兵波罗的海三国，并进攻苏联。三国的资产阶级宁愿当纳粹铁蹄下的亡国奴，也不愿在苏联的支持下维持民族独立，因为劳动人民的翻身将威胁他们的阶级统治。爱沙尼亚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的机关报——《毕雅列瓦赫特报》这样无耻地写道：“哪怕德国人从另一方面进攻，爱沙尼亚也不接受俄国的援助。”三国的法西斯政府粗暴地破坏同苏联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建立了反苏军事同盟。同时，三国政府对根据互不侵犯条约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挑衅性的袭击活动。许多拥护同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的爱国者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最疯狂的是，为了阻止苏联影响力的扩大，三国资产阶级准备直接卖国给希特勒集团。一九四零年春夏两季，三国的资产阶级同纳粹德国进行了关于纳粹德军开进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谈判。一九四零年夏季，立陶宛的斯托梅纳独裁政府向纳粹德国请求立即将军队开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苏联对于波罗的海三国法西斯政府的这些反苏挑衅活动以及他们即将引狼入室的行为不可能置之不理。一九四零年六月十四日，苏联政府向立陶宛反动政府发出声明，表示无法再容忍立陶宛法西斯分子的反苏行为，并提出要求：将反苏挑衅行为的祸首移交法庭惩办；保证苏联红军在立陶宛领土上的自由通行权，以确保互助条约的实施和取缔反苏反共活动。六月十六日，苏联政府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也发出了类似的照会。在国内人民的强大压力和苏联红军强大的武装力量面前，三国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答复说：它们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一切条件。
苏联红军的进驻结束了法西斯分子在国内实行的白色恐怖，从而为三国的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自由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三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惊恐万分，立刻改换手法，准备更换当前招致极大民怨的法西斯集团，而打算用另一个法西斯集团来代替，以欺骗群众。但是，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力量虚弱的表现，法西斯专政说明了资产阶级不依靠暴力镇压、舆论管制等手段就无法维持统治。现在，限制人民自由活动的外部力量已经被打破，三国广大的劳动人民自然再也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政府编造的一个个新谎言，而是要用自己的政权来代替它。苏军开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时，受到了劳动者队伍的热烈欢迎。苏联红军的进驻像一道闪电惊雷，撕开了沉寂已久的夜幕，带来了波罗的海三国人民解放的黎明。一夜之间，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六月十五日和六月十六日，立陶宛的工人、农民、学生各界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走上街头、高举红旗，要求立刻彻底消灭国内的法西斯制度。士兵们拒绝向人民群众的游行队伍开枪，许多士兵放下武器，当场加入了游行示威的队伍。另一方面，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工农运动也在苏军开进的几天内发展到了高潮，示威游行的群众占领了政府所在地，解除法西斯警察的武装，释放了政治犯，成立了革命的工人城防军。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爆发后，三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很快就垮台了，三天、五天之内，三国的法西斯政府全部被推翻，工人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六月十七日，立陶宛人民政府成立。六月二十日，拉脱维亚人民政府成立。六月二十一日，爱沙尼亚人民政府成立。七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在人民享受充分政治自由的条件下，进行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人民议会和爱沙尼亚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七月二十一日，波罗的海三国的民主政权宣布各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根据人民的意志，通过了加入苏维埃联盟的决议。一九四零年八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常会接受了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申请，并通过了这个决议。从此，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摆脱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奴役。
和造谣污蔑“苏联瓜分东波兰”一样，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自然不会放过在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这件事情上极力歪曲真相、抹黑苏联的机会。他们硬说什么勾结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军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是什么“民族独立政府”，从来不敢提及苏维埃俄国支持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们甚至别有用心地根据苏修解体后凭空出现的所谓“俄罗斯国家秘密档案”这种子虚乌有的造假文件，胡说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秘密地划分了势力范围”，苏联是“强行用武力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更荒谬地是，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恶毒地歪曲事实，说波罗的海三国人民“把纳粹德国视为解放者”、“一直坚持反苏斗争”，可谓是无耻至极。这些资产阶级的走狗，为什么不敢提及三国的法西斯独裁政权的黑暗统治呢？为什么不去谴责英、法拒绝根据苏联的建议为波罗的海三国提供独立保障呢？为什么不反对在这三国进行烧杀抢掠，使三国在二战期间损失了五分之一人口的纳粹德国呢？可见，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文人，在反共的问题上一向是态度坚决的，他们不惜使用一切造谣、污蔑的手段来抹黑共产主义。尽管他们千方百计把自己化装成什么“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也不可能洗清自己的罪行，在人民面前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当社会主义苏联的红军进入东欧大地时，人民迅速站了出来，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二十年的法西斯政府。这一事实，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力地说明：历史站在工农一边，站在社会主义苏联一边，而不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一边。
同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遭到过同样命运，被地主阶级政权依靠白军和干涉军的力量强行掠夺走的，还有比萨拉比亚。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年轻的苏维埃俄国面对的是十四国武装干涉、白匪军叛乱、饥荒与经济破坏的多重围攻。就在苏维埃政权最艰难、最虚弱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趁火打劫，勾结白军与帝国主义干涉势力，把比萨拉比亚硬生生从苏维埃俄国手里抢走。这样野蛮的强盗行为，苏维埃政府从来不承认，也没有一天停止过抗议、谴责和斗争。
比萨拉比亚落入罗马尼亚反动统治者之手后，统治阶级立刻对当地劳动人民施加了殖民地式的野蛮剥削。地主、富农、官僚、宪兵、税吏像蝗虫一样扑到劳动人民身上：他们打着“土地改革”的旗号，对农民实行野蛮的抢劫行为——以所谓“分配”“登记”“整顿”为名，夺走农民三分之二的土地，把最肥的地、最好的草场、最便利的水源划给地主富农；他们用苛捐杂税、强迫劳役、债务枷锁把农民牢牢捆在地主庄园和富农院子里，让劳动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像牲口一样喘息。比萨拉比亚的劳动者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农民处境尤其悲惨，贫苦农民缺吃少穿、衣衫褴褛，天不亮下地、天黑还在劳作；孩子从小就被迫给地主放牧、给富农打短工，根本没有得到教育的机会，农村中的文盲率高达80%以上。城市劳动人民的处境也同样糟糕，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手工业者破产，小商贩被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排挤，商业活动凋敝。罗马尼亚统治集团对比萨拉比亚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把粮食、畜产、原料往外榨，把税收往上缴，把青壮年往军队里抓，把反抗者往监狱里塞。
但是，比萨拉比亚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屈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他们组织地下小组，散发传单，发动罢工，带领农民反抗苛捐杂税，揭露地主富农的掠夺，号召比萨拉比亚群众将反抗斗争同罗马尼亚全国劳动人民的斗争联合起来。罗马尼亚的劳动人民也表示同情并大力支援比萨拉比亚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将它当作本国工人农民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独裁政权斗争的一部分。苏联也从未放弃收复比萨拉比亚的斗争。二十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和现代化军队。苏联不再是遭到世界帝国主义包围和孤立的处境，而是拥有坚实经济基础和强大国防力量，并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支持的世界革命中心。与此同时，纳粹德国的威胁日益逼近，罗马尼亚反动政府在国内实行反共压迫政策，在国际上倾向法西斯集团。苏联不能容忍边境线旁存在一个随时可能成为敌人桥头堡的反动政权。
于是，一九四零年，苏联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并将居住着大量乌克兰人的北布哥维纳移交给苏联。面对苏联强大的国力与军力，面对国内人民不满和革命力量的高涨，罗马尼亚反动统治集团再也不敢像二十年前那样嚣张，只能吐出自己抢来的赃物，选择退让。苏联红军进入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纳时，受到了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那些长期受压迫的农民、工人、青年学生，把红军视为解放者，因为他们知道，在黑暗里期盼了一代人的希望，终于到来了。天亮了，解放了。很快，在苏联的支持下，当地人民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曾经由地主、宪兵、税吏把持的一切旧的权力机关被打碎，工人、贫苦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纳彻底摆脱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殖民地的地位。
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纳的解放和它们加入苏联，对于当地人民来说是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意味着劳动人民命运的根本性转变。它们加入了苏维埃联盟这个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一切旧有的压迫和剥削关系被消灭、人民生活水平在短期内得到了大幅改善、整个社会经济有计划地迅速发展起来。
工业、银行、贸易、邮政、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等各方面都实行了国有化，地主土地所有制被消灭，大量贫下中农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并迅速建立起了大批的国营农庄和集体农庄。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同时，各地人民也享有了从未有过的广泛的民主权利，他们积极参加了各级苏维埃的选举，成立了新的民主机关，并通过了维护工人农民利益的苏维埃宪法。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和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推进，使得各地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富足，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各地的大工业根据苏维埃的国家计划重新恢复，经济命脉不再掌握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有了根本改善，失业现象被消灭，工资水平提高，劳动条件改善。过去被迫流浪街头的失业者，如今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
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从经济上被消灭，新的土地改革分配给了无地少地农民大量的土地。在立陶宛，由于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九百多户地主户和两万两千四百多户大富农户，从他们手中没收了大量土地，有七万五千名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了三十九万四千七百公顷的土地。在爱沙尼亚，由于实行土地改革，五万三千名贫雇农获得了五十五万公顷的土地。比萨拉比亚的贫雇农，则是得到了从地主和富农处没收的二十三万公顷耕地、两千五百公顷园地、两万头牲口和各种农具。在波罗的海各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比萨拉比亚设置了上千个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社会主义苏联无偿地调拨了成千上万台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给这些地区，给予了农民们有力的支援。
苏联还在新收复的各个地区大力开展文化教育运动，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在很短时间内，各个新生苏维埃共和国中，建立起了几百个中小学，几十个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扫盲运动迅速展开，识字率大幅提高。劳动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地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加苏维埃选举，制定维护工农利益的宪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当然，对于这一系列的新变化，是有人不满意的，而且是恨之入骨，这些人就是地主资产阶级——这些寄生虫的生活不如从前了。他们失去了优越的经济地位，失去了的压迫人民的特权，失去了寄生生活的基础。这正是他们今日咬牙切齿、疯狂诬蔑、恶毒咒骂的原因。因为他们清楚，这些地区的解放证明了一个事实：没有了地主资产阶级，人民可以生活得非常好；但这些贵族、资本家老爷们失去了压迫剥削人民的地位，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新解放地区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的全面民主化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工农大众这一切愿望的实现，得益于社会主义苏联各个民族的大力帮助，是各国人民同苏联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没有社会主义苏联全体军民所发挥出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不可能办到的，这是各民族劳动群众最伟大的团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个事实：在英、法、美出卖一个又一个被压迫民族利益的时候，在法西斯集团将要把世界布满绞刑架的时候，在整个世界面临大战危机的时候，只有社会主义苏联站在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立场上，真正支持被压迫民族独立自由和工农群众翻身解放的事业。国境线的变化，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体现；人民生活的改变，是社会制度改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