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爆发前的激烈斗争
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和英、法的“绥靖政策”并没有止步于中国和西班牙。法西斯集团在英、法、美的纵容下一步步松绑，疯狂地开动它们的战争机器，完全恢复并加强了军事实力，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在反共反苏的共同目的下，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和“民主”国家勾结起来，战争危机日益酝酿成熟了。正是在英、法、美帝国主义一次次出卖被压迫民族、一次次纵容法西斯的过程中，欧洲大陆本身也被一步步推向了世界大战的深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建立起了所谓的“战后国际秩序”。这个帝国主义列强横加在世界人民头上的秩序，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重新分配殖民地、压迫战败国、镇压革命运动而服务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暂时妥协下的分赃协定，是建立在对德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双重压迫之上的不平等体系。它虽然完成了帝国主义各国的分赃，暂时解决了列强互相争夺地盘和霸权的矛盾，但同时又埋下了更深刻的矛盾的种子。这个体系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而是加剧了这种矛盾。正是这种掠夺性、反动性的体系，为法西斯主义的滋生和扩张准备了最肥沃的土壤。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不到一个月，就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给大批共产党人安插罪名实行清洗，全面取缔共产党及所有进步组织，镇压一切工人运动。与此同时，希特勒公开叫嚣要“恢复德国作为正常国家的地位”，实现同其他国家的“军备平等”，并以此为借口推出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之后，希特勒又利用在英、美资本的资助下恢复起来的德国军工垄断资本，迅速扩大了德国军队的规模。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就秘密地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人员大量增加，实际上突破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并加速建造大批凡尔赛和约中禁止德国拥有的战舰、潜艇和飞机。
为了彻底把德国人民捆绑在法西斯野兽的战车上，希特勒政府在经济领域也实行了彻底的“改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纳粹德国成立“全国经济总局”，把全国经济纳入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之下，实行垄断资本和国家机器高度融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德国建立起了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生活的全方面的恐怖统治。希特勒利用反犹排犹运动，大力剥夺犹太人资本，并根据最大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实行强制卡特尔化、淘汰中小股份公司、封闭小工商业店号以及消灭低级卡特尔的政策，人为地促进“雅利安”资本对“犹太”资本的吞并，促进垄断组织对中小资本的控制和吞并，促进垄断资本集团内部的吞并，空前加强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扩大了最大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势。在纳粹的“股份公司改革法”之下，全德国资本额小于十万马克的股份公司被淘汰了89%，资本额在十万到五十万马克之间的股份公司被淘汰了56%，连五十万到五百万资本额的次大股份公司也被淘汰25%。纳粹还通过若干行政法令，以“负担过剩”和“经济不合算”为由，勒令大量的小手工业和零售商店停业，将数以百万计的小资产阶级驱入军事工厂和军队服役；据统计，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被强迫勒令停业的小手工企业和零售商店达全德国的五分之二。不仅如此，大量实力弱小的卡特尔也被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垄断资本吞并，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三年，德国的卡特尔组织被纳粹德国以“整合”为由消灭了五分之四，全部并入更大的垄断集团。纳粹德国所有经济政策的结果是：最大的几家垄断资本集团占有全国总资本的五分之四，控制所有命脉部门，尤其是军工垄断资本占据经济优势地位。德国经济全面军事化，纳粹德国在最疯狂时期，全部劳动人口有五分之三在军事工厂劳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全被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纳粹德国彻底成为一架服务于垄断资本家、特别是军工垄断资本家的战争机器。
不仅如此，在经济上彻底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纳粹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政府的“个人联合”也空前加强。一方面，垄断资本家直接参与进国家政权，财政寡头们成了“帝国政府”中的权势滔天的官僚。如大资产阶级和地主胡根堡、大富翁施米特、大银行家沙赫特先后担任了帝国经济部长；百万富翁里宾特洛甫担任了纳粹德国外交部长；克虏伯康采恩的代表留杰尔担任了驻美大使；工业巨头盖斯担任了驻法大使等。在统制德国经济的“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和“军备委员会”中，除了少数纳粹党棍，均为清一色的垄断资本家，如蒂森、弗格勒、西门子、波雪、史略德、凯斯勒等人。整个帝国政府的经济部门从最高领导人到下级官员全部都按照财力的区别，落入了垄断资本集团的手中。另一方面，纳粹党的官僚们也摇身一变为新财阀或垄断资本家的亲信。他们利用侵吞犹太人财产、大肆盗窃国库和各种投机手段以及压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来实现发家致富。如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利用自己的大权创办了戈林康采恩，成为亿万富翁。希特勒本人每年官俸超过三百万马克，还是德国最大书报业康采恩——官方的厄赫出版社的实际控制者。宣传部长戈培尔拥有的资产也不计其数，其他的数百名纳粹巨头也都成为暴发户。1
纳粹上台后，德国成为垄断程度最高，国家机器和资本家结合最紧密的政权，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和纳粹党的党魁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控制了整个社会。资产阶级学者总是给共产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扣上消灭一切民主和自由的“反乌托邦”的帽子，这其实正是对他们自己所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面目的真实写照！
一九三五年三月，纳粹德国正式宣布建立空军，希特勒还颁布法令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建立了一支和平时期就有五十万人的军队。对于这样等于是公开宣布撕毁凡尔赛条约的扩军行为，英、法、美完全不加以制止，反而伙同法西斯分子一起破坏和约，致使法西斯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同年六月，英国和德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允许德国扩张其海军舰艇规模到英国海军总吨位的35%以内，还允许德国恢复潜艇舰队，其吨位可在英国潜艇吨位的45%以内。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纳粹德国还可以不受此条约限制，只需通知英国即可。这等于是英国亲手同德国一起公开撕毁凡尔赛条约，对欧洲局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同年十月，意大利开始公开侵略埃塞俄比亚，英、法根本不加以制止，还允许意大利军舰和补给船队通过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另一方面，法西斯日本也继续沿着长城一线向中国内地侵略，甚至打入山海关内，占据了冀东地区，还策动华北事变，妄图分裂整个华北，意图全面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法、美也对此无动于衷。2
纳粹德国从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扩张以及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中得到加倍鼓舞，加紧了发动战争的准备，准备全面突破凡尔赛体系的限制。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希特勒决心孤注一掷，彻底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将德国全面转入侵略战争的轨道，于是他宣布单方面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关于将莱茵地区划为非军事区的规定，悍然派兵进入法德边境的莱茵非军事区。当时虽然德国已经正在进行迅速的军事扩张，但并未完成战争准备，其拥有的全部武装力量也不足以和当时十分强大的法国一战。德国最高统帅部本来做好准备，如果遇到法军的抵抗，就立刻撤出非军事区。连希特勒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当时法军向莱茵地区进军，德军就得立刻撤退。可是，法军并没有对纳粹德军重新进入莱茵非军事区的行动做出任何反应，甚至放任德军在此兴建了大量对法作战工事——碉堡、公路、军事营地。英国则更是宽宏大量，声称“德国人终究不过是进入他们自己的后院而已”。莱茵地区的重新军事化，意味着凡尔赛条约沦为一纸空文，标志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彻底崩溃了。从此以后，德、意、日法西斯都更加猖狂地扩军备战，加速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进行侵略扩张的同时，德、意、日法西斯还打着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号，制造出即将发动反共反苏的战争的假象，借以迷惑英、法、美帝国主义集团，使他们甘心放任法西斯集团进行军事扩张。另一方面，德、意、日也借着反共活动的名义勾结起来，组建反共同盟，为发动世界大战作最后的准备。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德意两国签订共同协定，在划分势力范围和承认侵略活动方面达成了共识，并达成了干涉西班牙内战和共同对付英、法、美帝国主义集团与苏联的外交一致，还协议共同协作发展空军力量。至此，“柏林——罗马”轴心正式形成。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国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反共反苏为名义，结成了对抗英、法、美集团、瓜分世界的反共同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来，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等反动法西斯国家都先后加入了这个“协定”。通过这个邪恶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轴心国”侵略集团终于正式建立起来。
尽管轴心国集团对外侵略扩张、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但英、法、美仍不愿相信自己会首先被选为法西斯集团的侵略目标。为了使英、法、美的这个“错觉”维持下去，希特勒玩弄了“十分高超的欺诈手段”。希特勒在一步步撕毁凡尔赛条约，层层加码军备的同时，就大肆发表一番“西方无战事”的“和平言论”，并大喊大嚷要对付“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在刚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后不久，希特勒就赌咒发誓说：“我们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英、法、美各国对希特勒的这套谎言十分受用，因为他们出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始终将镇压欧洲革命和进攻社会主义苏联的希望寄托在纳粹德国之上。西方列强不仅放任纳粹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还帮助德国继续加强军备。美、英两国继续给纳粹德国提供大量贷款，并投资德国的军事工业。美、英等国还接受了大量为纳粹德国制造坦克、军舰和其他各类军火的订单，并帮助原料稀缺的德国发展合成化学工业。美国有两百多家公司参加了纳粹德国军备扩张的活动，美国的镍托拉斯保证给德国提供大量用于军工的镍，帮助德国建立镍储存仓库。这一切，都是西方列强企图驱使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在英、法、美“绥靖政策”的支持下，德、意、日三国都完成了国民经济军事化，并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德意法西斯为了包围英、法的侧翼，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封锁了英国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通道；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佛朗哥的叛军对抗政府军，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威胁着法国的侧翼。西班牙内战的结束，意味着欧洲外围战事已经告终，接下来“轴心国”集团就把目光转向了欧洲的中心——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的中心，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并且社会经济非常发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们都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将德国和奥匈帝国连成一片，形成了一股极强大的力量。一战结束后，胜利了的协约国集团，为了防止德国和奥匈帝国重新崛起，将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由于奥地利和德国同属于德意志人，且它们的合并将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对英、法构成威胁，故英、法在对德和对奥和约中都明确规定了德奥不得合并。法国为了限制德国的扩张和争霸，还拉拢了其两侧的小国比利时、波兰以及捷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并极力促成捷、罗、南三国组成“小协约国”同盟，打造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环德国包围网。在这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最为发达，拥有奥匈帝国过去赖为支柱的斯柯达兵工厂，实力仅弱于美、苏、英、法、德、意、奥等强国。并且，捷克斯洛伐克位于中欧形胜之地，扼守欧洲东西南北四路汇聚的波西米亚高原，四周环山且修筑有大量防御工事，是反德战线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对于纳粹德国来说，控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等于实力大涨，并彻底突破反德战线，打通消灭波兰和征服巴尔干半岛的通道。
本来，中欧局势的变动对于欧洲现有帝国主义秩序来说影响极大，必然引起各列强的重视，希特勒虽然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垂涎已久，但也不可能轻举妄动。但是，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再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尤其对美、英产生极大影响。这次危机是在上次危机爆发后的萧条阶段还没渡过时发生的，被称为“特种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就又爆发了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项矛盾急剧尖锐化，又引起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资产阶级政府运转失灵，无产阶级力量日益强大，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共产主义的影响大大提高了。这一切使得当权的垄断资产阶级胆战心惊，顾不上防范法西斯集团的扩张，反而寄希望于它们的侵略活动来镇压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法、美的绥靖政策变本加厉地升级。一九三七年五月，内维尔·张伯伦接任英国首相，开始推行更为露骨反动的“祸水东引”政策。不久之后，意大利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转变为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支持者，形势变得对希特勒十分有利。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伯伦为了同纳粹德国展开合作，派不管部长哈利法克斯（不久后升任外交部长）赴德会见希特勒。哈利法克斯初次见面就对希特勒的反共活动大肆吹捧，盛赞其领导下的纳粹德国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屏障”。接着，哈利法克斯就代表英国政府，向希特勒提出了英国政府所谓的“欧洲总解决”的主张。说白了，就是英国政府打算牺牲英、法帝国主义集团的局部利益，出卖德国向东扩张道路上的小国主权，换得英、法、德、意重新勾结起来，并怂恿“轴心国”集团发动反苏战争。为了表示诚意，哈利法克斯代表英国政府提出可以在殖民地问题上对德国做出让步，并露骨地暗示要出卖波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给纳粹德国打开向东进攻苏联的通道。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透过途径柏林的驻法大使蒲立特知会德国政府，美国政府完全理解纳粹德国“修改东欧疆界的计划”，让希特勒大胆放手发动侵略。
于是，在美、英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下，希特勒立刻开始了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叫到自己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地区的高山别墅里，命令他在一份丧权辱国的文件上签字。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立刻解除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释放所有纳粹分子，任命亲纳粹分子为内阁部长，并使纳粹军官进入奥地利军队，让奥地利做好经济上同德国合并的准备。这完全就是一份等同于承认奥地利亡国的文件，许士尼格却不敢拒绝。希特勒唯一允许许士尼格谈判的条件就是签署这个文件的时间——希特勒答应许士尼格可以在三天以内签署它。之后不到一个月，纳粹德国就向奥地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马上就取消自身独立的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接着就陈兵奥地利边境。同时，戈林亲自口授奥地利新任总理一封电报，让他以奥地利政府名义“邀请”德军进入奥地利“维持治安”。次日清晨，德军大批开进奥地利，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整个奥地利。第三日，“德奥合并”的文件正式公布，奥地利灭亡了。
一个欧洲经济强国，没有经过任何抵抗，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灭亡了。英、法、美各国袖手旁观，除了一些外交谴责的表面话以外没有任何对德国的制裁。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在极力呼吁保障欧洲各小国的国家主权，并要求各国协力堵塞法西斯势力对外扩张的道路。当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时候，苏联立即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英、法和其他大国提议共同草拟一个制止法西斯集团继续侵略扩张、消除世界大战危机的一致行动方案。苏联代表团从一九三六年开始就通过国际联盟不断提出要求各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提案，号召一定地区内的各国签订地域性的集体安全条约。但是，由于操纵国联的英、法毫不作为，这些提案永远被埋藏在了国际联盟的档案室中了。
在吞并奥地利之后，尝到了甜头的希特勒不仅没有收手，而是更加猖狂地加速其对外侵略的活动。没有对德国侵略行为的制裁，希特勒的侵略活动就一次次地变本加厉；没有达到拉拢德国的目的，美、英、法就出卖完一个小国的主权再出卖一个小国。这种极端反动的“绥靖政策”终于达到了它的最高峰——一场荒唐滑稽的外交丑剧——“慕尼黑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原来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也长期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在境内生活着大量的德意志人。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声称必须保护“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指示捷克境内的亲纳粹分子充当内奸，不断煽动分裂主义浪潮，以便纳粹德国逐步蚕食并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在纳粹德国侵略捷克的计划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苏台德地区。这个地区杂居着大量的德意志人，同时也是三面环绕着捷克国土的山脉的所在地区，建设有大量防备德国侵略的军事堡垒，并且社会经济十分发达。如果纳粹德国拿下这个地区，捷克将无险可守，只能任由德国宰割。狡猾的希特勒借口苏台德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德意志人，大力支持这里的捷奸分子进行分裂主义活动，准备将其并入纳粹德国。英、法敏锐地洞察了希特勒的意图，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进行了英、法两国首脑的紧急会面，讨论了苏台德地区归属问题。张伯伦一再声明，英国不会为保护捷克斯洛伐克而对德作战，也不支持法国履行法捷互助条约的义务。张伯伦建议英、法两国采取联合行动，施压捷克政府向纳粹德国让步，割让苏台德地区。早就想大搞绥靖政策的达拉第欣然答应了张伯伦的请求，背叛了自己的盟友捷克。会后，他们就向捷克政府施压，并通知希特勒英、法将不会干预德国占领苏台德的活动。
得到英、法撑腰的纳粹德国大喜过望，立刻气势汹汹地展开对捷克的侵略活动，陈兵于德捷边境，妄图故技重施，让捷克政府自动投降。但是，捷克人民展开了广泛的抗德救国运动，不允许捷克政府向纳粹德国退让一步。在此背景下，捷克政府宣布捍卫国家独立，开始实行部分动员，将大军驻扎在群山环绕、地形险要的苏台德地区，准备依托地形和防御工事的优势抵抗德军侵略。这个结果大大地出乎了希特勒、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意料，让他们不得不正视捷克人民的爱国斗争，在暗地里重新酝酿出卖捷克的阴谋。
原来，纳粹德国在当时并不具备对捷克的军事优势。在德捷边境上的德军只有十二个师，而捷克却拥有装备精良的三十五个师的部队，依托着号称“捷克的马奇诺防线”的山地防御工事，完全不惧德军的进攻。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空前危机的这个重要关头，苏联再次挺身而出。斯大林通过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知会捷克总统贝奈斯，苏联将坚决履行苏捷互助条约的一切义务，只要捷克自己决心抵抗纳粹德国，即使法国不出兵援助，苏联也将派兵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贝奈斯没有接受这个提议。这说明，一向害怕国内人民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外敌侵略面前，宁可亡国灭种，也不愿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正是捷克资产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使他们走上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可耻的投降道路。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法绥靖政策在一九三八年走到了顶点。过去英、法的“不干涉”政策还披着一层不干涉内政的虚伪外衣：嘴上说“中立”原则，手上放纵侵略活动。在慕尼黑阴谋中，英、法彻底扯下了遮羞布，直接以“四国会议”的形式把瓜分捷克主权写进条约，美化了纳粹德国的侵略活动。绥靖政策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是简单的对法西斯势力退让，而是主动替侵略者清除障碍、拆除受害国的防线、给纳粹充当向东进攻苏联的向导。
但从五月危机起到九月底的慕尼黑会议，纳粹德国的侵略活动并非“一帆风顺”。英、法同德国之间既勾结又斗争：他们当然想出卖捷克，当然想把战争祸水引向东方，可他们也不愿在交易中“白白让出一切”，让德国不付代价就拿到战略要地，从而坐大到威胁英、法自身在欧洲的地位。
英国的算盘打得最响。它希望用一纸“解决方案”换到两样东西：一是让德国把矛头更明确地指向苏联；二是让德国对英国作出互不侵犯的政治保证，使张伯伦能把“和平”当作欺骗群众的口号带回英国，以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也为日后的更大交易留余地。法国则显得更加动摇。它在一战后欧洲大陆的地位，很大程度依赖“小协约国”这一套体系；捷克一倒，法国在中欧防止德国崛起的核心就崩溃了。法国资产阶级并不情愿毫无收获地亲手拆掉这根支柱；可它更害怕大战在西欧爆发，更害怕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扩大影响，也更害怕同苏联的真正军事合作会引起国内人民运动的高潮。因此，法国在表面上摆出“关切盟友”的姿态，暗地里却始终跟着英国的绥靖政策，随时准备出卖捷克。
希特勒的威胁声势很大，声称不惜同英、法一战，甚至扬言无论如何将在十月一日进军捷克。但当时纳粹德国并不具备轻易打败捷克的实力。德捷边境的兵力对比并不占优势，德国的准备也谈不上充分。更关键的是，德国西线空虚，一旦同法国爆发战争，希特勒很难承受两线压力。捷克的防线又是围绕山地要塞群建立的纵深体系，德军即使付出巨大伤亡也未必能够突破。与此同时，苏联已经在边界部署了大批部队，随时准备履行互助义务支援捷克。面对这种形势，纳粹德国内部法西斯分子也十分忐忑不安，他们害怕希特勒的冒险计划葬送自己在德国的荣华富贵。德国军队内部已有一批高级将领暗中相互联系，准备随时逮捕希特勒，以消除战争危机。
但是，由于捷克政府的软弱和英、法反共反苏的本性，希特勒的冒险活动成功了。九月的最后几天，英、法把“调停”推进到极端：它们急忙替希特勒找到一个“体面”的抢劫方式——召开所谓的“国际会议”，以“国际协商”的名义将侵略行为合法化。于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一场臭名昭著的外交丑剧在慕尼黑上演了。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四国首脑齐聚一堂，讨论“和平的事业”——如何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最荒唐、也最反动的是：被宰割的捷克斯洛伐克竟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而一贯主张集体安全、明确表示愿意援助捷克的苏联，也被英、法有意排斥在外。慕尼黑协议的内容，无非是强迫捷克把苏台德割让给纳粹德国，并规定捷克军队在短期内完全撤离。更阴险的是，协议还要求捷克满足波兰、匈牙利等国的领土要求，等于是把捷克从四面八方撕碎。苏台德不仅有大量防御工事，而且控制着捷克的重要交通线、工业区和山地屏障。丧失了苏台德地区的捷克，“马奇诺防线”成了空架子，国家门户洞开，首都布拉格暴露在德军侵略铁蹄之下。
会议之后，事情发展得很快：英、法同德国相继发表互不侵犯宣言，这正是他们所追求的“收获”。在张伯伦和达拉第看来：让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就等于打开了纳粹东进的通道，而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换来的这两纸宣言，又成了堵塞希特勒侵略西方的保证，真可谓一石二鸟。所以，当内维尔·张伯伦于九月三十日返回伦敦时，竟得意洋洋地挥舞着那张带着希特勒签名的废纸，向夹道欢迎他的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兴奋地喊道：“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慕尼黑协议签订的消息传到布拉格，广大捷克人民愤怒至极，许多人走上街头反对卖国条约，军队中也充满了抵抗的情绪。但贝奈斯政府在英、法的压力下屈服了。资产阶级平时总把爱国的空话挂在嘴边，却在关键时刻把人民准备抗战的力量压制下去，主动交出国家的主权，拱手送出民族的利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捷克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他们宁可让法西斯占领工厂、矿山、城市，也不愿让人民在抗战中掌握武器、掌握组织、掌握政治主动权。
希特勒得到了苏台德之后，立即撕下“和平”假面具，用事实狠狠拆穿了英、法绥靖主义者的谎言。德军进入苏台德后，纳粹德国不仅夺取了捷克的防御工事，还接收了捷克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和资源，尤其是以斯柯达兵工厂为代表的军工产业。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因此获得了新的动力，侵略能力更上一层楼。仅仅半年之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就彻底撕毁慕尼黑协议，悍然出兵占领布拉格，把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部分完全吞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被纳粹德国变成所谓“保护国”，斯洛伐克被扶植为傀儡政权，整个国家被肢解，广大人民沦为亡国奴。事实证明，所谓“让步换和平”，不过是“让步换更大的侵略”；所谓“满足希特勒的最后要求”，不过是给强盗装满口袋后再把他送到下一家门口。
到一九三九年春季，整个欧洲已经是战云密布。佛朗哥叛军在西班牙取得了胜利，纳粹德国彻底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意大利建立了名为“钢铁同盟”军事联盟，“轴心国”集团控制的地盘一块一块地增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轴心国”集团的迅速扩张引起了英、法帝国主义的警惕和恐惧，尤其是希特勒从捷克那里夺取了同苏联接壤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之后，却将此地交给了附庸国匈牙利。英、法害怕希特勒并不按照它们设想的那样去进攻苏联，而是回过头进攻英、法。因此，英、法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开始对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活动加以限制和警告。当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又转头准备侵略波兰，并向波兰提出一系列极其苛刻的要求之时，英、法政府就公开声明保证波兰的独立，坚决履行盟友的义务。接着，英、法又对法西斯集团盯上的其他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也提供了保证独立的约定。英、法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绥靖政策，而只是权宜之计。一方面，英、法国内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民对于两国政府不断出卖小国利益，坐视法西斯集团不断扩张的行为，感到十分不满。英、法为了平息人民的舆论压力，不得不装出一副维护和平、制止侵略的样子。另一方面，英、法希望通过这个手段可以给希特勒施加一定政治压力，使其同自己勾结在一起，不要无底线地损害英、法利益。最后的目的，依然是促使希特勒赶快进攻苏联。但是，英、法的这些举动根本没能吓住希特勒。“轴心国”集团早已摸清了英、法的本性，料定他们不敢牺牲自身利益制止侵略活动，并且始终幻想德意发动反苏战争。不仅如此，意大利还在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给英、法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为了能够真正给“轴心国”集团施压，尽可能避免英、法德意的直接冲突，并将法西斯祸水引向苏联，英、法帝国主义终于使出了最卑鄙的手段。一九三九年三月，英、法政府以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保卫欧洲和平为由，开始同苏联进行谈判，首先提出要苏联单方面保障东南欧各国安全的要求（正是这个时候，西班牙共和国在热爱“和平”的英、法干涉下被叛军推翻了）。苏联识破了这个露骨的绥靖阴谋，拒绝了英、法政府的无理要求。但是，苏联抱着尽可能制止法西斯扩张和战争危机加深的愿望，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维护和平的机会，于是便向英、法提出建立平等互惠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苏联首先提出召开有苏、英、法、波、罗、土六国参加的集体安全会议，讨论共同防御法西斯集团侵略的问题。但英国政府却以“时机不成熟”这样模棱两可的荒唐借口拒绝了苏联的提议。四月中旬，苏联又向英、法提出缔结一项互助条约，三国共同承担以下义务：第一，三个缔约国任何一国在欧洲受到侵略，彼此就互相援助，包括实行军事援助；第二，三个缔约国对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和苏联接壤的一切东欧国家，即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给予相同援助；第三，英、法和苏联有义务在最短时间内确切规定三国之间的军事援助的范围和方式；第四，未得三个缔约国的共同同意，任何一国绝不允许单独同侵略国家进行任何谈判和订立和约。苏联的倡议为限制法西斯侵略者的一致行动打下了基础，如果英、法两国诚心配合苏联结成集体安全体系，那么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就完全可以被阻止。
但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英、法毫无诚意，它们根本不想提供对苏联方面的任何援助，只是假意作出谈判的样子威胁希特勒，实际目的是挑动苏德战争。按照苏联政府的意见，三国军事合作的主要目的就是防备纳粹德国的侵略，而苏联实际上没有任何同德国直接接壤的边界，因此在对德战争中，苏军必须经过波兰领土才有可能实际上支援波兰和英、法。但在军事谈判期间，苏联政府提出的这个完全合乎情理以及不可避免的要求，却遭到了波兰政府的拒绝，幕后操纵波兰的英、法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另一方面，英、法单方面要求苏联对于东南欧邻国给予军事安全保障（因为巴尔干是英、法的势力范围），而英、法却拒绝保障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这就是妄图在苏联的西北边境打开一个缺口，方便德国经过波罗的海诸国向东进军。再次，苏联为了达成三国共同协作的集体安全条约，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亲自负责和英、法的交涉，并邀请英国大臣访苏进行直接谈判，但英国只派了一个外交部的二流人物参加会谈。七月下旬，欧洲形势日益紧张，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苏联为了加速达成有效的协议，开启了同英、法的军事谈判，并立即派出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代表团。但英、法派出的却是军队中没有实权的三流角色，他们带着“要让谈判进行得很慢”的指示，拖拖拉拉地乘坐速度极慢的客轮前往苏联，八月十一日才抵达苏联。最离谱的是，当军事谈判开始后，苏联声明准备在对德战争中在前线部署一百三十六个步兵师，五千门大炮、一万辆坦克和五千余架飞机；而英国答应提供的兵力是极其微不足道的——总共五个步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
就在苏联同英、法进行集体安全体系的谈判时，纳粹德国正在不断对波兰施加压力，进行各种挑衅活动，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就在这个时候，背信弃义的英国政府却在同纳粹德国秘密谈判，这就是制造慕尼黑阴谋的骗子手所能干出来的事情。在秘密谈判中，英国政府不但同德国协商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还表示愿意在殖民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同德国商讨关于全世界（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势力范围划分的问题。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长期以来一直美化吹嘘的所谓“民主国家”，只不过是法西斯的帮凶和殖民强盗罢了。英、法帝国主义根本就不打算实行他们口头上那一套“维护世界和平”的举动，他们要的只是维护帝国主义集团的和平和瓜分世界。如果纳粹德国同意了所谓的“全面的英德协定”，不言而喻的，英国将会不皱一下眉头地出卖波兰的主权——像它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但由于希特勒的野心更大，他在秘密谈判中拒绝了英国的请求，于是英、法的计划泡汤了。
一九三七年的特种危机在加深了英、法的经济危机的同时，更加深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促使了美国反苏反共的绥靖政策进一步升级。在远东亚洲方向，美国不惜牺牲一部分在华利益，对日本实行进一步妥协，妄图使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矛头转向苏联。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美国不仅没有制裁日本，反而输出大量钢铁和石油给日本，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由于美、英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绥靖政策，更由于蒋介石集团假抗日真反共的地主买办政权的本性，中国大片领土迅速陷落。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攻陷武汉和广州，中国沿海沿江和交通要道各大城市基本都落入日寇之手，大半个中国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在这个时候，唯一一个真心帮助中国人民，大力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是社会主义苏联。“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3苏联援助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是在维护世界和平，就是在援助世界人民，同时也是在保卫社会主义苏联本身。
在英、法、美帝国主义的纵容与挑拨之下，苏联在一九三九年所面临的国际局势，达到了空前严峻的程度。法西斯敌人在两面包围苏联——西方是在英、法纵容下日益强大的纳粹德国，东方是野心勃勃、早已对远东地区虎视眈眈的法西斯日本。苏联被迫在东西两线同时保持高度戒备：一方面要防范纳粹德国突然进攻，另一方面要应付日本关东军在远东边境的挑衅。这种两面夹击的局面，正是英、法、美绥靖政策长期纵容法西斯扩张所造成的恶果。英、法表面上同苏联谈判“集体安全”，暗地里却极力拖延时间、敷衍塞责，不仅不愿真心实意同苏联抗击法西斯匪徒，反倒千方百计使纳粹德国和日本把侵略矛头对准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抓住这个机会，拼命煽风点火，想要鼓动日本进攻苏联，于是炮制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妄图像英、法出卖捷克一样出卖中国，以换取日本调转枪口。日本帝国主义虽然野心勃勃妄图吞并整个中国，但它实力不足，而且遭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打击，它“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幻想破产了。从一九三八年冬开始，占领了沿江沿海沿交通线各大城市的法西斯日本，由于补给线过长不能继续深入侵略，后方又受到游击队的威胁，于是停止了战略进攻。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侵略方针，放弃了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策略，发出了期望蒋介石集团参加“东亚秩序新建设”、“调整日华邦交”的声明。法西斯日本在政治诱降国民党的同时，大力进攻抗战的真正主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美、英帝国主义也配合着日本帝国主义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试图让蒋介石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达成暂时妥协，竭力把法西斯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英国政府多次声称，准备承认长江以北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此后不久，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务大臣有田进行谈判并达成“英日协定”，以英国的让步而告终。根据这个协定，英国政府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华军队“有特殊的需要”，对日军在中国的侵略行动英国政府不加干涉等等。美国虽然不满于日本独占中国太多领土而对日本发出警告，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同英国一致，保持对日本法西斯的支持。
就在这种极端危险的局势下，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同德意法西斯结成反苏反共军事同盟的谈判，并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相继挑起哈桑湖事件和诺门坎事件，蓄意挑起武装冲突，进行对苏联的试探性进攻。日本军国主义幻想依靠突然袭击和局部优势，一举击溃苏军边防力量，为其“北进”战略打开通道。然而，社会主义苏联并不是侵略者所能随意招惹的对象。苏联工人阶级建立的军队，在祖国受到威胁之时，展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强大的战斗意志；蒙古军民也积极协助苏联对来犯日寇给予迎头痛击。经过数月激烈战斗，英勇的红军战士在炮兵部队、装甲部队和空军部队的配合下，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实施反击与合围，给予关东军以沉重打击，毙伤日寇六万余人，使其几乎全军覆没。日本法西斯遭到惨败，被迫停火。诺门坎战役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日本妄图从东方进攻苏联的幻想，也动摇了日本“北进”政策的基础，使其不敢轻易再度挑起大规模对苏战争。如此一来，帝国主义诱导法西斯集团东西两线夹击苏联的计划，在法西斯日本的东线一侧破产了。
同时，在苏联的西线，纳粹德国也在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发动闪电战进攻波兰；与之相适应的，英、法也急不可耐地打算出卖波兰，以诱使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但是，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的严重矛盾是不可能被绥靖政策化解的，特别是对于瓜分世界这个问题，纳粹德国同英、法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冲突。在现实利益上，纳粹德国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比起它同苏联的矛盾要直接和重要得多。过去的十几年，正是英、法帝国主义集团打败了德国，将它置于种种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之下，将它的殖民地剥夺得一干二净，这不得不引起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极强的复仇心理。并且，英、法所实行的绥靖政策所出的让步是有限的，有一样利益是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要取得而英、法帝国主义不愿意给予的——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这正是决定垄断资产阶级一切根本利益的东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它们互相之间的勾结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斗争却是长期的、绝对的。
另一方面，纳粹德国慑于社会主义苏联强大的国力和武装力量，不得不慎重考虑冒险进攻苏联的严重危险和巨大代价。资产阶级总是外强中干的，纳粹德国的统治阶级也是如此，他们亲眼看到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成为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苏联军民在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领导下还在迅速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敢以卵击石、自讨苦吃。于是，纳粹德国把侵略矛头首先指向软弱妥协、再三退让的英、法帝国主义，利用“声东击西”的策略，不断释放对西方的和平烟幕，并再三高调反共，暗中准备闪击波兰并计划之后消灭法国及其盟国。必须指出的是，希特勒不是不想灭亡苏联，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苏联都是水火不容的，一切资产阶级对于苏联都是恨之入骨的。但是，希特勒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再发动反苏战争，选择实行先同苏联缓和矛盾，集中力量打击英、法帝国主义集团的方针。
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扩大敌人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以造成有利于革命的局面，这是共产党进行灵活斗争的基本策略。根据这个原则，苏联原本打算同英、法合作，维护和平，防止法西斯集团的不断扩张。但是，英、法集团根本不想维持和平局面，而是一意孤行地实行绥靖政策，不断出卖小国人民利益，纵容法西斯集团不断侵略扩张，甚至鼓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对于英、法帝国主义的“祸水东引”的阴谋，苏联方面早已识破，只是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局面，使世界人民免于战火，才再三给英、法诚心谈判的机会。但是，英、法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本性不改，一心要挑拨苏德战争，以灭亡苏联并维护现有的殖民体制，假意和苏联谈判，实则拖延了四个多月却毫无进展。时间到了八月中旬，德国已经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大战已经一触即发。但英、法仍百般拖延阻挠谈判，同苏联维持和平的“诚意”甚至不如希特勒，他们的反苏阴谋已经暴露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可能再把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英、法资产阶级的“良心”之上。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纳粹德国明确表示“放弃反苏立场”，承认苏联边界不可侵犯，要求立即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目的在于防止苏联介入德国同英、法的帝国主义大战，避免两线作战。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根据最新的国际形势，决定坚决粉碎英、法、美炮制的“祸水东引”的反苏阴谋，赢得继续发展工业和进行战争准备的时间，壮大苏联一方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同意了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请求。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订。
资产阶级御用史学家至今仍然恶意歪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的背景和苏联的动机，污蔑苏联是“勾结纳粹德国”“共同瓜分世界”，污蔑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邪恶同盟”，污蔑苏联和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但是，这帮无耻之徒，对于英、法、美出卖中国、出卖埃塞俄比亚、出卖西班牙、出卖奥地利、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罪行只字不提；对于英、法、美同法西斯集团秘密谈判、秘密勾结的历史罪行只字不提；对于苏联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支援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再三邀请英、法维护集体安全的历史事实只字不提。实际上，勾结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正是他们自己；妄图和法西斯集团建立“邪恶同盟”的正是他们自己；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实行等同于法西斯政策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这些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狗腿子们，要把勾结纳粹、制造战争、背叛人民、出卖和平的脏水泼到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头上，妄图挑拨世界各国人民对伟大的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感情，中国人民不答应、西班牙人民不答应、世界人民都不答应！
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是一致的。“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关于这一点，苏联过去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4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首先打破了英、法“祸水东引”的如意算盘。它们原本希望纳粹德国迅速东进，与苏联爆发战争，从而坐收渔利。互不侵犯条约的出现，使德国暂时失去了立即向东开战的借口，也迫使战争的矛盾首先在帝国主义之间爆发。其次，条约为苏联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苏联在完成工业化和国防建设方面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仍需要时间继续巩固军备、整顿部署。历史证明，这段时间对于后来抗击纳粹入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英、法帝国主义完全是自讨苦吃、自作自受、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社会主义苏联完全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理所当然。因此，我们丝毫不该同情英、法帝国主义这些战争罪犯、民族罪人、背叛小国人民的阴谋家、出卖世界和平的刽子手。因此，中国人民支持苏联签订这个条约，是毫无疑义的；世界人民支持苏联签订这个条约，也是毫无疑义的。
正如毛主席所说：“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5
- 郭吴新：《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时期的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63年第4期《武汉大学学报》。 ↩︎
-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即不断南下侵略，直抵长城一线，于一九三三年在长城线同国民党军队交战。蒋介石为了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派出五十万和一百万大军进攻江西苏区，对日寇入侵华北之事一再忍让。于是，长城战败后，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塘沽协定，划定了不许国民党军队进入的所谓“非军事区”，并再三要求国民党政府取缔抗日活动。蒋介石政府的一再退让和出卖主权让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使日本侵略者继续发难。一九三五年，日寇迫使国民党政府又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彻底出卖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并取缔华北一切抗日活动，约定在华北成立不由国民党中央控制的反共防共自治政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寇策动汉奸殷汝耕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动伪军和内蒙反动派成立“内蒙自治政府”，实际上冀东和内蒙部分地区落入日寇掌握。对于日寇控制华北的要求，蒋介石非但不抵制，还主动满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蒋介石指示地方军阀宋哲元同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河北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丧失对华北大部分控制。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进步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 ↩︎
- 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 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